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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是一个被低估的能力。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问中，小至对生活、对工作的困惑，大至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生命思考。

年，这是杨澜进入媒体行业的第31个年头。她做了上千次的深度访谈，数万次的提问，不断地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问。每一次专访前，她都要阅读十万到二十万字的资料。由此，我们看到她一问一世界，一次次打开了政商学娱等各行翘楚内心的幽深大门。

最近杨澜再次提笔，撰写新书《提问》。对一个提问高手进行“提问”，对岛君而言，这是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看一看杨澜的答案，有关如何提问、如何平衡理想和商业、如何找到自己，相信此文对你会有启发。

口述：杨澜资深媒体人、作家、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

采访：曹雨欣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面对疫情，传媒人该如何做？

正和岛：疫情对您的工作有哪些影响？这段疫情期间，您在忙什么？

杨澜：疫情对我工作的影响，就是之前很多安排的线下活动不得不取消，纷纷转到线上。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我们做了若干次公益直播课。

1月底，我在“天下女人研习社”新媒体平台，就为女性如何做好自己与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心理防护，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进行了三次对谈，告诉大家如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和灾难，如何向孩子解释这样的事情等等。三次对谈前后累计余万次的点击量。

2月份，我在美国采访了被誉为“病毒猎手”的利普金教授。我得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从基因排序的角度，他否定了这种病毒有可能是人工制造或者编辑的谣言。第二，他呼吁未来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有一个更加紧密配合的应急机制，预警和共同面对疫情。

这个专访也在网络广为传播，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这些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作为传媒人，传播正确的信息、科学的理念，保持理性和清醒的思考，以及有温度的人文关切，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正和岛：西方媒体报道对中国有较多的偏见。您有丰富的媒体阅历，希望您能分享一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经验？

杨澜：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真实，这是信任的基础。虚假和过度包装的内容反而容易被打脸，以后就没人听你的了。

其次是讲故事而不是说道理，人的大脑对故事的记忆远远强于对说教的记忆。

再次，对国外的公众而言，多讲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从人性的角度讲故事，更有带入感和情感共鸣。

提问了上万个问题，

谈谈我的心得

正和岛：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您为什么写这本书？

杨澜：我们制作了22年《杨澜访谈录》，采访了上千位各界领军人物，提了数万个问题。这其中有很多的经验和心得是值得总结的，加上新闻学专著的一些研究和国内外同行的经典案例，我就写成了《提问》这本书。相对《一问一世界》这本偏重于经历和故事的书，《提问》更具有学术性。

我希望能把提问之术、提问之道、提问之乐都展现给大家。

提问是一种认知和沟通的语言方法论，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与我们自己相处，与别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提问也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和我们进行思考的一种外化。在不同的场景，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熟悉程度、信任关系，不同的话题，不同的时间点，我们提问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提问方式。

正和岛：您曾说希望用一个问题打开一个世界。当您从采访者成为被采访者，更希望自己一次次被打开的是什么世界？

杨澜：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提问，我希望是被一个个问题打开的世界。

从一个采访者变成被采访者，其实都是沟通的一个部分，只不过站的位置和角度不同。

我也希望一次一次能够打开未知的世界。比如年年底开始，我带领团队制作两季《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当时人工智能对于我来说是个未知的领域，我用一种学习的姿态，把重要的信息分享给我的观众。

每一次采访都像冒险一样

正和岛：您几十年如一日提问、主持，有厌烦的时刻吗？

杨澜：几十年如一日的提问，我没有任何厌烦的时刻，因为我每一次都像冒险一样，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有新的发现。

提问不仅成为我的职业，也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思考习惯。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就说：我问故我在，我会一直问下去，问无止境。

我采访一个人需要阅读十万字到二十万字，采访了这么多人积累下来，也差不多有一亿六七千万字的阅读量，相当于一千到两千本书。虽然看一本书不一定就能产生一个好的问题，但它可以避免一个无效的、不着边际的问题。

正和岛：您采访过若干人，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发展，还有逝去。希望您能分享1-2个印象深刻的故事。

杨澜：我分享一下采访科比的故事吧。我曾经在年的时候采访科比，我记得在采访过程中，他展现了非常高的情商。当时姚明曾经说，如果他带领的中国队能够打败科比带领的美国队，那他就决定可以退役了。

因为这将是一个辉煌的战绩。当我用这个问题来问科比的时候，他显示出了比较高的情商。

他说：“我相信我们谁都不希望姚明退役，我反正不希望，我相信你们也不希望。”说完他就嘿嘿嘿坏笑起来。我觉得像对这样问题的回答能够展现出他的一种常理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问他“如果有一种风格叫做科比风格，你会如何描述它？”科比说他在篮球场上是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可以肆意地放飞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后来他参与制作、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动画短片获得了奥斯卡奖。这也再次证明了他的创造力是非凡的。

科比的英年早逝确实非常不幸，也非常让人扼腕。

正和岛：您有没有想采访但没有约到的人？最近想提问哪些人？

杨澜：想采访但没约上的人有很多。

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采访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后来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也是非常惋惜。还有科学家霍金，实际上我们已经和他的办公室获得了联系，他也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当时由于他正在欧洲的一次旅行中，希望能够推后半年，没想到在半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类似这样的惋惜和错过，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采访者，必然经历的部分。

正和岛：您作为被访谈对象时，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杨澜：“你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这是我接受采访时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这问题没什么不妥，只是为什么很少有记者问男性这个问题？男人们就不需要平衡事业和家庭吗？所以我也会向男性采访对象提这个问题。

男性和女性都要共担责任，才能找到平衡。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么多事情？那我要反问：为什么不呢？往往突破思维的局限就是在打破那个“玻璃天花板”。

年采访马云，

相信他能打造中国最伟大的企业

正和岛：您的身份比较多元，对做媒体人和创业者/企业家的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杨澜：作为媒体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采访的主持人，工作是比较单纯的。当我能够沉浸在对一个人物的研究过程中，而且能够顺畅地，甚至意外或惊喜地完成一次采访的时候，那种获得感和满足感是非常单纯的。

但是做企业的运营却是相当复杂的，涉及到人员的管理、市场的前瞻性、市场的竞争等等，相对来说比较繁杂，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当琐碎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这个人骨子里是一个文化人，但是在这个时代能够把一个文化企业经营好，也是很有挑战性，很有满足感的事情。我觉得我正在适应，而且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

正和岛：做企业的过程中，您也有过不太顺利的经历。在做商业和做文化、理想和现实之间需要一个平衡，您如何做的？

杨澜：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机会通过商业的方式来做文化，也就需要不断在商业和文化、理想和现实之间获得一种动态的平衡。

当一个人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并且始终不忘初心去创造价值，让更多的人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而受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完全可以平衡的。

正和岛：年您采访马云，他当时就说阿里未来一定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企业。您当时信吗？对于这些个性十足、甚至异想天开，后来成功或失败的企业家，您怎么看？

杨澜：当时我没有不信马云的话，我觉得有这个雄心壮志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互联网时代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企业。

不过我想说的是，企业的更迭在技术革命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快，过去一个企业可以立于鳌头几十年不倒，但是现在也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吧。

所以我想，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就是让这个企业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在这个方面，马云做得可圈可点。

正和岛：我看您在采访英国维珍集团的创始人理查·布兰森时，他说“人生就是一场盛宴，你如果不去多尝几道菜，怎么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外界知道您做了各种尝试，您这些年经历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杨澜：我非常认同布兰森的这种人生态度，要有丰富的人生。Liveafulllife，过完整而丰富的人生，需要更多地去体验。哪怕是痛苦，其实都是这种体验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这些年的变呢，我觉得是媒体方式在变，传播路径在变，受众在变。不变的是我对这个世界不断提问的一种姿态，这既是一种好奇，也是一种不断认知，自我审视和审视世界的过程。我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21年来，我和吴征创立并经营着一家民营媒体公司，面对体制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也常有步履维艰之感，但通过人物访谈揭示历史的真相、心灵的真实，以开放的视野、文化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