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

这部有史以来，

尺度最大的反腐剧，

引发了全民追剧潮，

40多位老戏骨飚戏更是让观众看得直呼过瘾。

剧中，女检察官陆亦可的扮演者柯蓝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向来以坦率直爽著称的柯蓝，一身检察官制服把当代女性的飒爽气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柯蓝自己则认为“飒”并不是演出来的，对于演员来说，很多骨子里的气质，会在举手投足之间自觉展现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与复杂的社会对视，柯蓝希望能区分善恶美丑，每看清一事，她便画下一条边界清晰的线。她心知太阳会从东方升起，阴霾于她，不足为惧。本文为《中国慈善家》对柯蓝的专访，原载于年12月刊。

撰文：白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年12月刊，原文标题《柯蓝：何惧阴霾》

不似往年，立冬十日，北京已早别深秋光景应时入冬。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启动，11月17日，雾霾像一位不可拒绝的故人，守时得可憎。近晚八点，柯蓝身穿灰色大衣，被寒气和成分复杂的夜色掩住，缓步朝北大号教室走。她与身旁的北大学生谈笑，呼出的白雾被路灯照亮，终又散进霾里。

“这案子到现在都没说清楚，有那么复杂么？”她问身边的法学院学生，“你学法律的，你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

对方不好作答，疑似抹泥，“执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警方那边肯定是要担责任的，但是，我觉得他（雷洋）可能嫖娼也是有一定的……”

“等等。”柯蓝出言打断，“你看，你身为一个学法律的，你一直在说跟这件事无关的……公民嫖娼有他的道德缺陷，也涉嫌违法，但是，是不是你嫖娼我就可以暴力执法？你叫什么名？我以后打官司绝对不能找你，找辩护律师可以找你。”结尾是句意图明确的玩笑话，旁人倒也都笑了，但没能化解柯蓝的直接。难为对方又补两句，“可能跟我以前的专业有关。我本科学的是刑事科学技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

行至教室门口，《BiangBiangD》公益纪录片放映已接近尾声。柯蓝是该纪录片的独立出品人，庸俗点说，就是“出钱的”。纪录片取材北京霍村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主流表达称他们为“流动儿童”，有时也笼统地叫他们“弱势群体”，柯蓝不喜欢后者若隐若现的优越感。

此行北大，她从电视剧《急诊科医生》片场抽身，素着脸，加上荨麻疹复发，气色比电视上黯淡些。教室里，一个工作人员推门相迎。她建议柯蓝进教室看完余下的18分钟，再上台分享，并体贴地说，“这样就像是您陪着北大同学一起看完了（纪录片）。”

柯蓝怔了一下，脱口而出，“我没有陪。”对方一脸尴尬。

杨澜说，柯蓝追求洒脱自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去做，认为必须说的话就一定要说，“哪怕有的时候得罪人，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

为此，柯蓝闯过大祸。

年的一天，上海外滩，柯蓝在朋友的雕塑室里做客，身旁都是艺术品，“喝着酒，特高兴”。正美着，电话响了，是电影《惊情神农架》的制片人钟海。“知会你一声啊，我们告你了。”柯蓝惊问因由。“你说我们片子不环保啊。是当地政府要我们一起告你，我们就告了。”

此片在神农架风景区拍摄，年6月，于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参展。柯蓝是女主角，接受媒体访问时，她指斥电影拍摄目的和主题的糟糕调整。她说，原本是要呼吁保护神农架自然环境，结果各方施压，剧本被篡改成猎奇的“野人戏”。甚至拍摄结束后，拍摄布景未予拆除，被当地旅游部门留作噱头，招徕游客。

媒体积极见报，掀起不小讨论热潮。柯蓝说，她本无意，看见了，觉得做错了，就说了。“我那哥们脑子也不太好使，问我说，那人家是不环保么？我说是啊。哦，那没事，接着喝呗。”

《惊情神农架》由湖北省文化厅和中国电影集团联合投拍，柯蓝不过是演员“小柯儿”，被制片方和神农架林区政府联合告到法院，“你说完全不害怕么？之前那杯酒和后面那杯酒就不一样的滋味了。”

“怕”是隐匿的，“愤怒”则更为激烈和分明。她死活想不通，“你们说的那些话，你们威胁别人的那些语言，我都记着呢。”

在神农架，有环保人扎根深山多年，做野生动物生态保护和数据收集。曾有胆大的地方官嘴馋了，要求杀只猴子来吃吃。该环保人一气之下告起了状，却遭到威胁，他担心家人安全，最后只能偃旗息鼓。

在电影拍摄时，柯蓝就盼着结束。当地官员常摆着架子来剧组转转，“来，小柯儿，晚上一起吃饭。”柯蓝不搭理。临了一次聚餐，当地某领导酒兴渐浓。“说说吧，小柯儿，我们这儿怎么样啊？”柯蓝心生厌恶，丧着脸扔回一句“不怎么样！”在座的人吓得一激灵，马上打圆场。

柯蓝成为被告后，北大教授吕植和该校绿色生命协会一群素未谋面的学生出面支持，原本私下跟她同一战壕的战友，“那些假装读过书的人”，反倒在剧组公开信上联名，广而告之跟她划清界限。柯蓝说她特理解，别人是为生计而妥协。但情感上，她没哄得过自己，“这样比较，我是个男人，你们都是娘们儿。”

官诉民的官司打了一年，柯蓝胜诉。其间，《无极》《情天大圣》《神雕侠侣》等电影电视剧也先后被曝出拍摄过程中存在破坏环境问题。年底，“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柯蓝获奖，是为演艺界一枝独秀。当夜两点，她发了一篇博客—《真话，官司，奖》，向环保公益人们致谢，称奖杯太沉，实不敢久持，转交神农架那位环保人在北京上学的儿子。

个人代价足够沉重，柯蓝为官司花掉几十万律师费。演艺圈灰色规则公私交杂，很多剧组不敢让她上戏。“某颁奖典礼本来就是我主持的，会有些官员说，她得罪了谁谁谁，不要用她了。”柯蓝的一些朋友当时以为，中国影视圈再没她什么事了。

公益纪录片《BiangBiangD》并未选择“苦难”为基调，因此，也不能给观众带去情感宣泄和某种精神娱乐。观众所发现的，更多是流动儿童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割裂，他们面临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亟待解决。

杨澜与柯蓝相识已近20年。年，柯蓝官司还没打完，受杨澜邀请，加盟访谈节目《天下女人》。她风格活泼，谈吐机智幽默，与杨澜彼此调侃，反差效果为节目增色不少。

柯蓝说自己修养不够，遇到让她厌恶的嘉宾，就把脸撂地上，“捡都捡不起来”。

“柯蓝就老调侃我是无知少女，说我对这个世界的丑恶认知有限什么的。”杨澜要对节目负责，“有时候我抹泥抹了半天，她一句话就给我毁了，我老说她是拆台的。”

柯蓝一面“拆台”，另一面也撑台。

杨澜年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开始以组织平台形式系统介入公益，3年后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年，大陆民间基金会注册政策放开，她又成立了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希望推动解决打工子弟的艺术教育缺失问题。

在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中，有一笔柯蓝的50万元捐款。杨澜说，柯蓝对基金会非常支持，基金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她都会积极参与，出钱出力。

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资助了多家打工子弟学校，帮助学校开展各种艺术教育实践活动。一次慈善晚宴上，柯蓝看到一部纪录片，片中女孩原本内向，学口琴后，开始愿意与人交流，变得明显活泼了。但女孩即将小学毕业，这意味着，她要离开父母，离开北京，回老家上中学。柯蓝记得那个镜头，“干干净净的一张孩子的脸，她眼圈红红的，但脸在笑，然后她吹了一下口琴，说，但是我有口琴，它会一直是我的陪伴。”

柯蓝被吹口琴的女孩杵了心窝。她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颠沛流离，扔舅舅家，扔姨家，扔外公那儿，各种扔来扔去。”如今的她独立要强、不求人、不示弱，似乎都与此密不可分。

青春芳华时，柯蓝曾对物质世界充满欲望。还在读大学时，她便接拍广告、走秀，年，她加入卫视音乐台（Channl[V]），成为第一代亚洲VJ。她的独立让她比自己的大学教授赚得多。她原名钟好好，祖父是开国上将钟期光，后来她改掉名字，干脆留在演艺界发展。然而，那些物质欲望逐渐消退，仍旧让她耿耿于心的，是来自遥远童年的孤独感。

心理学说，“未被实现的愿望之魔咒”会在人成年时显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解开“魔咒”甚至成了主人公们的人生追求。现实不会如此夸张，但柯蓝也未能摆脱，以至于谈及此处，她脸上露出了平时难以得见的孩子般的脆弱。“第二天妈妈就要回上海工作什么的，把我扔北京，我会闻我妈妈枕头上的毛巾，闻妈妈的被窝。这种依恋，我清楚地记得。”

她开始读儿童心理学，希望知道那些与父母分隔两地的农村孩子如何面对生活。

张天艾常年往返国际国内拍摄纪录片，年，她拍摄的《南亚的故事》为其代表作之一。图为该片拍摄现场。

参演《中国远征军》时，柯蓝与纪录片导演张天艾相识，很快成了密友。一次结伴旅行，柯蓝提到打工子女问题，二人一拍即合。“她（张天艾）说行啊，咱做吧。我说，好嘞。那钱呢？我去挣呗，挣了咱就干这个。”柯蓝不习惯求人，也不想被捆绑，她希望纪录片能尊重事实。“我只是社会的一份子，我看到了，记录下来。”

纪录片拍了四个多月，素材带有多个小时，精选个小时，被柯蓝送去英国剪辑。她不是没试过在国内剪，也找了不错的剪辑师。她问对方需要多久，回答类似“周一给你”，或者“三天后就能完”。她很失望，“这意味着什么？根本连素材都不看就给我剪。”

英国的剪辑师是张天艾的师妹，台湾人，看过全部素材后，跟导演讨论，然后才下刀。

包括《BiangBiangD》在内，柯蓝如今已拍了两部有关基础教育的纪录片。《BiangBiangD》聚焦霍村一个社区生活馆中的儿童戏剧社，是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之一。另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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